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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重振的创业推手
(发布时间:2019-08-15 09:30:18阅读次数:)

自2008年遭受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经济是发达国家中最先走出危机的,这10年以来,开启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经济周期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增长,其背后面的推手是什么呢?

今年6月8日到10日,我们参加了在麻省大学罗威尔分校召开Deshpande研讨会,一群志同道合的创业教师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共同致力推进大学的创新和创业。与会教师来自全球不同的国家,既有美国、加拿大等发达经济国家,也有来自埃及、格鲁吉亚等发展中国家,研讨会成为一个学习彼此经验的场所,我们与同行们广泛讨论了创业教学中的各种最佳实践和新兴机会,如何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如何设计创业课程,如何发展创业型大学、创业文化和生态系统,三天下来,收获满满。

美国的创新集群与生态系统

研讨会首先给了我们一个近距离观察美国创业生态系统的机会。一方面,近年来,美国遭受了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各种严重经济问题,例如原来制造业工人的失业和“锈带”城镇的荒废,这些都催生了“特朗普革命”所代表的民粹主义的崛起;而在另一方面,美国的大学在多方面成为经济重振的创业推手。

美国的创新集群与中国的差别很大,最主要表现为分布比较广泛,而且往往与大学或所在的大学城紧密联系。从哈佛大学迈克·波特创办的美国集群地图上看,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信息产业与分析工具类)的集群分布非常广(下图中的深蓝色与黄色区域),甚至犹他州、爱达荷州这些偏远的州都有旺盛的职员分布,这和美国各州都有很好的研究型大学有紧密关系。

从熊彼得的创新理论看,全球经济已经看到五个层次的领先部门在波浪式的进展中依次出现,这五个层次加上新一级正在涌现的是:

1) 禀赋驱动的行业(例如劳动力丰富的国家的纺织品和资源丰富的国家的采掘业);

2) 资源加工重化工业(以钢铁,有色金属为代表,基本化学品和重型机械);

3) 基于装配的行业(以汽车和其他零部件/零件密集型制造商为代表);

4) 研发驱动型行业(如微芯片,计算机和药品);

5)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 - 支持的行业包括数字电信、运营平台、互联网、搜索引擎、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程序);

新一级正在涌现的是基于绿色和健康技术的产业,例如可再生能源、节能设备、污染控制和生命科学。

最后一项是旨在为人类的可持续增长创造更健康的环境,反映了后物质价值的崛起。在这些产业迭代中,会出现各种结构性的失衡,在一些旧产业或集群部分会产生关厂、劳动技能落后、失业等问题,在中国则会展现为“中等收入陷阱”。美国很多地区也碰到类似问题,例如这次会议的举办地罗威尔(Lowell), 一百多年前,是美国产业革命的中心,以纺织业引领美国经济扩张,城镇里还可以看到当年的磨坊遗址。到上个世纪80年代,又有王安电脑作为公司总部,但在王安破产后,DEC电脑公司也大裁员,让整个城镇大伤元气。但最近十年,整个城市又焕发新的活力,在这个创业转型中,麻省大学罗威尔分校与其他社区大学一起,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校副教务长、创业教授Steve Tello总结了这个创业生态系统的背后驱动力来自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制度与基础架构的支持、敢于承担风险的市场、适宜的金融资本、高传导文化、支持政策与领导力。请见下图。

资料来源 (Ozawa, 2019)

会议第一天晚的招待会就放在该城市中心的磨坊五号。该建筑原来是一家历史悠久的纺织厂,建于1873年,现在则是小公司和创业公司的集散地。这家老魔坊里设有电影院、维多利亚式休息室、各种精品店以及共创空间,展现出一个校园式的创新社区,而河对岸就是麻省大学罗威尔分校的孵化器、纳米材料创业中心。

创业者与大学创业中心

那美国经济转型的创业者从何而来呢?哈佛商学院领导力教授约翰·科特在对115位1974年MBA毕业生进行跟踪发现,这些哈佛毕业生在1974年去大型企业组织的占36%,小企业的28%。20年后,只有23%还在大型企业工作,62%在小企业创业。20年后,创业者的薪酬与比在大公司工作的同辈相比,仅是略高。最大的不同则在职位高低上,在中小企业中的创业者拥有实权的比例是在大公司同辈的3倍。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创业中心的一位教授跟我们分享了一项大学毕业生如何向企业家过渡的纵向研究。他跟踪访问了250多名企业家,他们研究跨越了几代人,发现:

  • 婴儿潮一代大学毕业后平均12.66年开始创业;

  • Gen X(1965年~1980年出生)大学毕业大约6.26年开始创业;

  • Y世代(千禧一代)毕业后平均5年开始创业。

美国创业教授中有个不成文的感受是,大学毕业后5年可能是创业最好的“时机窗口”。这项研究则表明,随着几代人的进步,企业家精神的发育越来越快。这表明Z世代(90后)可能会更快地向创业家过渡,也许在毕业时就会创业!随着社会高控制、多层级的大型组织越来越被更灵活的组织结构所替代,年轻一代会越来越追求自主,寻求更多的创业机会。

大学如何面对这种新变化呢?与会的教授们号召要为未来的企业家提供各种支持。例如MIT的代表也在会上分享了他们知名的创业导师制度。弗吉尼亚联邦大学10年前设立了达芬奇创新与创业中心,提供各种创新和创业的跨学科学术课程,并开始向社会开放;西弗吉尼亚大学建立了一个LaunchLab网络,将主校区、区域校园和卫星中心联系起来,并融入当地社区,目的是鼓励创意、问题识别和解决方案的生成,将共创空间、创新中心和初创企业连接起来。阿克伦大学创业中心则称自己为“胶水”,打破工程学院STEM(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商业和法律等各个学院的边界,该校基金会支持成立学生体验学习中心,成为协作生态系统的主要成员,使大学在区域集群经济的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我们简单统计了一下各个学校创业中心的创立时期,发现大都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10年内,这些创业中心的领导,大都来自有丰富产业经验的创业者,他们和学术学者一起,打破院校、学科间的壁垒,展现出极强的跨界领导力。

对中国“大众创业”的启发

创业可教吗?中国创业家往往有这种担心,认为创业更注重实践,而非科学。Facebook天使投资人彼得·泰尔甚至自己出钱鼓励大学生退学创业。从这次会议上看,与会者似乎都没有这种担心,而且对大学领导创业教育与实践充满信心。事实上,精益创业、敏捷迭代、设计思维等方法已经在大学创业中心深入人心,成为科学创业的工具,减少创业失败。会上也有教授与实践者合作,分享“创业路线地图”等工具。随着更多学术学者进入创业研究领域,各种方法工具百花齐放,《金融时报》在评选50本全球顶级管理学学报时,更是包含了三本创业学报、一本创新学报,包括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Research Policy,使创业学与其他商学院的传统学科例如财务、会计、运筹、营销等并驾齐驱。

如何更好地给创业者赋能?金融危机后,美国各个区域创新集群都开始通过生态系统的创建,更好地给创业者赋能。中国如何提高人力资本价值,完善制度与基础架构,进一步打破垄断、开放市场,发展风险投资,创建有效政策,从而为创业者有更多的连接、创建更多的机会,可能是我们大众创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如何发展生态系统中的网络?美国创业生态系统中非常重视创业型大学、各种非营利组织、社团、社区中社会资本的网络连接,从而扶植出高传导的创业文化(Etzkowitz, 2016)。例如有成就的创业者又会回到校园,为下一代创业者无私的传、帮、代。许多大学的创业中心都有许多外部的企业家、风险投资家无偿担任导师、创业大赛的评委。对比之下,中国的这类社区连接还有待改进。未来中国的创业型大学应该更重视与社会的网络连接。

如何让创业精神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美国的创业型大学对本地经济集群转型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整个社会注重创新、创业的结果(Vedula & Fitza, 2019)。目前,中国也在摆脱低端制造,许多有远见的企业已经开始注重研发,也开始到大学里寻找高端技术的商业化、或者与大学共建研发中心。这几年许多理工科大学从技术授权的收入也快速增长。中国大学应该抓住这种机遇,成立跨学院的创业中心,使大学在区域经济集群的创新中扮演更大的力量。

美国Deshpande研讨会这三天,让我们体会到美国强劲发展的创业生态,也使我们对中国未来创业教育的发展充满信心。我们可以期待在这场全球的创业大潮中,将涌现更多的商业创新和思想领袖,他们将重塑全球各地的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孙黎、张玉利